4月20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了2011年經濟工作的重點，其中之一就是研究制定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穩步推行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因為日前全國總工會的一項職工收入調查結果顯示，不少企業沒有按年加薪制度，有23.4%的職工至少5年都未增加工資。從2010年下半年開始，國內CPI數值不斷攀升，物價日益高漲。在此背景下，名義工資和實際工資之間的裂痕日益明顯。

 

　　城關區總工會目前所屬工會組織877個，會員總數70749人，其中，區屬國有企業、集體控股企業、行政事業單位工會組織363個，會員14882人，非公企業工會組織514個，會員55867人。日前，《甘肅省2011-2013年推進工資集體協商工作規劃》正式出臺，規劃提出，力爭用三年時間，基本在全省各類已建工會的企業建立工資集體協商制度。

　　近兩年來，城關區總工會對生產經營不正常和被市場淘汰瀕臨停產的非公企業工會進行了整頓，先后對170家工作無法正常開展的工會組織進行了歸并剔除，對一些工作不得力、成效不顯著的工會組織進行了限期整改。截至2010年底，蘭州市共有基層工會委員會3803個，凈增290個;涵蓋獨立法人單位9032個，凈增624個;工會會員67.4萬人，凈增45522人。截至目前，城關區全區已有632家企業簽訂了集體合同范本，近期13名非公企業的工會干部參加了市總工會組織舉辦的工資集體協商指導員培訓班。“隨著我區非公企業的迅猛發展，如何推進非公企業職代會制度建設、維護職工民主政治權益，特別是如何改變中小型非公企業中單個職工難維權、單個企業勞資雙方難溝通協商的情況，是我們工會面臨的新問題。”城關區總工會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副主席說。

　　“制度上的權利不清晰削弱了制造企業員工的議價地位，恢復工人的工會權、集體議價權等權利是扭轉勞動報酬占比下降趨勢的必要一步。”在尹星騰看來，導致勞動報酬占GDP比重持續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員工的權利沒有得到保障。“現在很多企業都屬于勞動力密集型，正是勞動力的廉價保證了其利潤空間，工資的提升可能促進企業轉型，但也可能拖垮一些過度依賴廉價勞動力的企業”尹星騰說，“漲工資對整體經濟環境的改變無法定性，這是把雙刃劍。大幅提升工資可能意味著擁有工作崗位的人收入增加，但對一部分人員和企業而言，也可能導致新一輪的失業和破產。如果純粹以行政命令硬性要求漲工資，很可能導致企業暗箱操作和陽奉陰違的局面，譬如，明面上工資上漲但扣除相關福利補貼，或者增加勞動強度和時長，短時間內的工資暴漲，也可能導致‘漲工資不漲收入’的局面。”尹星騰說。“現階段我國工會組織建設并不完善，博弈經驗相對缺乏，談判技巧仍不成熟。很多企業根本就沒有建立真正意義上的工會，即使有，很大一部分也只是‘空殼工會’，大家對工會的具體功能的界定仍不甚明確。”尹星騰說，“同時，在很多企業，工會主席大多由企業領導層兼任，大多是領導班子分工的結果，而不是通過民主選舉。”

　　不但要為職工著想，還得為企業著想，蘭州市總工會一位負責人反復強調，“工資集體協商并不等于單純的漲工資，這是一件雙贏的事情。”“工資集體協商要根據企業經營狀況對職工工資進行合理調整。”這位負責人說，一方面，在單位效益好時提高職工待遇，使企業經營者和勞動者共享發展成果，增強企業凝聚力，提高勞動者的積極性;另一方面，當企業確實面臨經營困境時，也可適當降低勞動者收入，以緩解企業財政壓力，幫助企業渡過難關，從而保證企業的長足發展和職工合理利益的實現。

　　“要力爭到2011年底實現70%以上已建會企業推行工資集體協商的既定目標。”蘭州市總工會一位負責人說，“采取靈活多樣的要約形式和協商方法，確定不同的協商重點，科學合理地確定不同單位職工工資水平和增資幅度，切實提高職工特別是生產一線職工和農民工的工資水平，努力實現勞動報酬與勞動生產率同步增長。”城關區總工會總共有七個工作人員，其中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副主席說，目前城關區全區24個街道總工會的工會主席全是黨工委副書記或紀委書記兼職，工會干部全是兼職，非公企業工會組織中工會主席和干部也全是兼職，“絕大多數身兼數職，又是單位的業務主干，投入工會工作的精力非常有限”。“先建會，再規范。”上述工會副主席還說，在非公企業建立工會困難重重，“目前盡管有1%的免稅，但尚不足以吸引很多私企老板。如果沒有統一且明確的獎勵或者處罰措施，人家企業主憑什么要成立工會，更不要說集體協商工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