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我國由農村向城市、由農業向非農產業的大規模勞動力轉移還遠沒有結束，雖然勞動力局部出現了短缺，但勞動力剩余階段仍未結束。而在需求方面，按經濟增長保持8%至9%的速度，每年只能新增800萬至900萬個就業崗位。同時，從長期趨勢來看，假定我們的城市化率從現在的46%提高到75%，就意味著將有4億至5億農村人口將成為城市人口。要想適應這一過程，就需要繼續創造大量的就業機會來吸納這些勞動力。因此，要高度重視就業問題，將其放在戰略優先的位置。

　　記者：對于就業工作應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優先目標的原因，一些學者曾從不同角度有過論述。作為研究經濟體制改革與發展方面問題的專家，您怎樣看待這一問題?

　　王小魯：當前我國存在著資本和勞動力 “雙過剩”的局面，資本過剩主要是儲蓄過度的結果，是當前經濟存在結構失衡的表現，勞動力過剩則是由我們的現實國情和現在所處的發展階段以及經濟中的資源配置失衡所決定的。當前，我國由農村向城市、由農業向非農產業的大規模勞動力轉移還遠沒有結束，雖然勞動力局部出現了短缺，但這種短缺并不意味著勞動力剩余階段已經結束了。目前看來還是以結構性短缺為主，即勞動力的供給結構與需求結構不相適應。目前我國城鎮每年新增勞動力差不多有1000萬人，此外還有相當數量需要就業的下崗失業人員和其他人員。而在需求方面，按經濟增長保持8%至9%的速度，每年只能新增800萬至900萬個就業崗位。因此，未來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勞動力在總量上實際還是供大于求，就業問題還是相當嚴峻的。

　　同時，從長期趨勢來看，我國現在的城市化率還只有46%，和發達國家70%至80%的城市化率相比，還差得非常遠。假定我們的城市化率從現在的46%提高到75%，就意味著將有4億至5億農村人口要轉移到城市中來，成為城市人口。我認為在未來的20年至30年中，這個過程要逐步完成。要想適應這一過程，就需要繼續創造大量的就業機會來吸納這些勞動力。因此，我們要高度重視就業問題，要將就業工作放在戰略優先的位置。

　　擴大就業需要和促進城市化協調起來，統一考慮。當前，大量的農民工仍然處在城鄉之間的漂移過程中，他們中的很多人還不能在城市里安家落戶，還不能把家庭帶到城市里來，還不能融入到城市，成為城市居民。這種情況與我國面臨的大規模城市化進程相沖突。

　　記者：您剛才談到城市化率提升對就業的要求，這一提升除要求較多的工作崗位外，是否還有其他方面的要求?

　　王小魯：隨著勞動力從無限供給到有限剩余轉變的出現，我們會逐漸走出劉易斯二元經濟模型所說的勞動力無限供給的階段。在這個模型里，由于勞動力存在無限供給，工資水平是相對穩定的。但隨著青壯年勞動力向城市大規模轉移活動的進行，我們可能會逐漸走出這樣一個過程，也就是說，未來青壯年勞動力的轉移速度可能逐漸放慢，勞動力無限供給的時代可能結束。

　　隨著這種轉變的發生，工資水平有可能和過去相比有比較快的上升。這也有利于解決勞動報酬在GDP中所占比重過低的問題，有利于促進勞動報酬和GDP的增長相協調、相同步。但是，這還需要在政策上采取一系列措施來促進就業，擴大就業機會，吸納繼續轉移的勞動力。

　　記者：我們是否可以從您的上述話里推斷，就業工作也應和加快城市化進程實現良好互動呢?

　　王小魯：是的。我認為擴大就業需要和促進城市化協調起來，統一考慮。如在當前農民工不斷向城市轉移的過程中，一個突出的現象就是，大量的農民工仍然處在城鄉之間的漂移過程中，他們中很多人還不能在城市里安家落戶，還不能把家庭帶到城市里來，還不能融入城市，成為城市居民。這種情況和我國現在面臨的大規模城市化、和未來20年到30年所需要推進的城市化過程是存在沖突的。

　　政府需要通過政策調整，從單純關注國內生產總值、關注大企業，向更多地關注小企業轉移，以擴大就業。同時，應該降低部分行業的準入門檻，準許民營企業和民營資本進入，以更加充分地發揮民營企業促就業的作用。

　　記者：您剛才談到勞動力過剩和經濟中的資源配置失衡有關系，對于這一矛盾，您認為我們應如何解決化解?

　　王小魯：長期以來，各級政府過度關注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過度關注大項目投資，對勞動密集型的小企業，特別是統計上所謂的 “規模以下”的小企業，就是銷售額在500萬元以下的小企業，關注不夠。它們的發展狀況怎樣，在常規統計中是看不到的。但是，從整個經濟來看，這些小企業承擔了整個中國非農就業的一個非常巨大的部分，幾乎是半壁江山。

　　現實中，小企業發展面臨著很多問題。他們面臨的市場環境相對不良，他們在融資方面面臨障礙，特別是因為我國的金融市場壟斷程度還比較高，小型金融機構沒有發展起來，而大銀行沒有積極性給小企業提供融資，這使小企業的融資困難，而這種局面是非常不利于小企業發展的。所以，政府需要通過政策調整，從單純關注國內生產總值、關注大企業向更多地關注小企業轉移，以擴大就業。

　　同時，降低部分行業的進入門檻也是很有必要的。目前我們存在著若干壟斷性的行業，這些行業進入壁壘過高，使很多民營企業和資本難以進入，此種狀況的存在同樣也是不利于擴大就業的。要樹立就業優先戰略，我們還需要在這方面進行更多的努力。

　　消費需求不足和就業是兩個關系緊密的內生變量，他們互為因果、互相作用。而擴大就業，有利于勞動報酬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逐漸回升，有利于擴大內需，并進而促進經濟增長，最終實現就業機會的擴展。

　　記者：針對為確立就業優先戰略我們需要做的工作問題，您已經談了很多。那么在您看來，就業優先戰略的確立是否會對經濟發展產生一定的積極作用呢?

　　王小魯：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在此，我只談一下就業對解決消費需求不足問題可能發揮的作用。我國現在存在經濟結構失衡，一個突出的問題就是消費需求不足，特別是居民消費不足。據國家統計局數據，我國居民消費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在過去10多年中下降了10個百分點左右，現在只占國內生產總值的35%，這樣的比重顯然過低了。而內需不足、特別是消費需求不足制約了經濟增長，同時也就影響了我國就業機會的擴展。反過來講，在就業不足的情況下，勞動報酬在國內生產總值中間的比重也很難提高，因此也是導致內需不足的一個重要因素。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能夠逐步解決一些瓶頸問題，促進就業的擴大，也有利于勞動報酬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逐漸回升，有利于擴大內需。因此，消費需求不足和就業其實是兩個關系非常緊密的內生變量，他們互為因果、互相作用。擴大就業，實際上也有利于改善我國目前面臨的結構失衡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