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良法首先需要擺正立法的價值取向，形成合乎文明進步的立法精神。在以往博弈不充分的部門立法環境中，《工傷保險條例》相關修改的信息讓人頗感意外。與原有條例相比，既回應了近年來實踐中的公民訴求，也彰顯出立法保護勞動者權益的良好意圖，對上下班工傷的認定等方面，很大程度上體現了現代國家工傷保險立法的價值取向。

　　保險是一種集中多方資源，分擔個人風險的保障制度。針對勞動者因工作遭受意外傷害而導致勞動力喪失甚至死亡，由國家和社會對其或其家屬給予一定的物質幫助，這種風險分擔機制就是工傷保險，其本質在于為勞動者提供免于恐懼與困頓的保護傘。基于這樣的目的，工傷保險立法也應當以勞動者權利關懷為價值目標，一切制度內容應盡可能圍繞這一目標來設計。

　　但相當一段時期，我們的工傷保險立法在工傷范圍上限定太多，使得能夠納入工傷救助的對象很少，相當一部分因工作遭受意外傷害的勞動者無法獲得救助，使立法的原本價值體現得并不充分。在前期征求意見當中，還有人認為上下班工傷認定存在界定難等難題，主張刪除上下班工傷認定的條款。

　　不可否認，就執法的準確性和便利性而言，上下班途中的意外傷害的確存在界定難題，但因此將上下班途中的意外傷害排除在工傷范圍之外，無疑背離了工傷保險立法的目標。因執法中不好界定，擔心個別人意外獲利，而全部否認一項工傷認定標準，這與其說是對執法的較真，還不如說是對勞動者權益的整體漠視，同時也小看了執法部門的把關能力。

　　從工傷保險的設定初衷看，只要是與工作有關的意外傷害，就應當獲得救助。這種制度對勞動者的普惠價值，不能因為執法中的技術性問題而放棄。與因工遭受傷害的勞動者及其家屬境況相比，一些認定上的錙銖必較就顯得近乎刻薄。一部優良的工傷保險立法不是竭盡全力防范極個別人鉆空子，應從更普遍的意義上確立起保護勞動者權利的價值準則。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此次修改擴大工傷認定范圍，實乃超越了條文上的權利增值功能，而從更高層面回歸到工傷保險立法的本源價值。與此同時，透過死亡賠償領域中同命不同價的屢次爭論，我們也不難看出，此次修改中確立起同命同價標準，背后突出的絕非制度公平性這么簡單，更反映出立法對生命人人平等的倫理價值的尊重。

　　不過作為法學者的我們，在一片叫好聲中也應看到修改后的新條例還有不到位、不徹底全面的地方。例如上下班工傷范圍的確定僅限于途中遭遇非主責交通事故，對于其他與工作相關的意外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