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5日，在西安市新城區解放門街道辦事處總工會的倡導下，轄區私企萬豪商務酒店，召開了一次工資集體協商談判會。

　　通過職代會選舉，酒店工會主席劉敏及員工馮小育、杜旭姣代表職工與酒店董事長魏超波等三名企業代表坐在談判桌前。

　　劉敏提出工會方的意見，要求工資增長上升至20%。

　　企業方財務代表從企業的經營狀況、已調工資情況及運營成本等方面做了說明，她表示，工資增長可以提高到12%。

　　職工代表馮小育馬上反駁。他列舉了全省企業員工貨幣平均工資增長基準線、最低工資標準調整幅度等數據，表示希望能在12%的基礎上再提高一些。

　　這時，企業方另一代表發言。他說，考慮到酒店已在員工食宿和培訓方面投入，工資漲幅最多只能增加到13%。

　　經過三輪你來我往的談判，酒店董事長魏超波最后提出，同意把工資漲幅比例增長至15%。

　　面對企業的這一讓步，職工代表用掌聲作出了自己的 “回答”。最終，魏超波和劉敏分別代表企業方與職工方在工資集體協議上簽字。

　　據悉，自從西安市推廣工資集體協商制度以來，目前，已有2020家企業簽訂了工資集體協商協議，其中，國有和國有控股企業510家，非公有制企業1510家。

　　省總工會困難職工援助中心公職律師張玉林表示，我國當前勞動關系領域出現的因薪酬問題引發的群體性事件，其實恰恰是因為沒有進行工資集體協商而造成的。因此，要實現和諧的勞動關系，推行工資集體協商制度是必由之路。

　　萬豪商務酒店工會主席劉敏說，通過在企業推行工資集體協商，職工了解了工會，認可了工會，也更加擁護工會。

　　“從世界各國的發展歷程看，人均 GDP達到 1000美元至3000美元這個階段，經濟社會發展往往進入 ‘矛盾凸顯時期’，勞資矛盾增多。所以，在我國步入這一階段的過程中，工會推行工資集體協商，就起到了‘減壓器’和‘調節器’的作用。”韓森寨街辦總工會主席郭銳深有感觸地說。

　　據西安市新城區總工會副主席何阿寧介紹，目前，在推進工資集體協商的過程中，最大的阻力來自于企業。以他們區來說，全區共有2000多家建會企業，會員9萬多人，其中，90%以上都是非公有制企業。相對于國企，要讓這些私企老板接受并實施工資協商，難度很大。

　　首先，是企業不愿談，害怕開了這個口子，以后年年都要漲工資。對此，何阿寧說，其實，企業不了解，工資集體協商不光是漲工資，如果企業生產經營遇到困難，還可以通過工會與職工開展以穩員增效、協商薪酬為重點的“共同約定行動”，促進雙方同舟共濟，共渡難關。其次，不少企業基于自己的商業機密，不愿公開財務報表，也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工資集體協商制度的推行。

　　何阿寧認為，企業觀念的轉變不是一朝一夕，現在，各級工會組織一定要做更加細致的工作，對企業在民主管理上提出好的辦法，求得企業尤其是企業老板的支持，為工資集體協商創造良好的環境。

　　“推廣工資集體協商不能綿軟無力。”省總工會公職律師張玉林表示。他說，在《勞動合同法》第五章中，針對目前企業工資分配存在的突出問題明確規定，企業職工一方與用人單位通過平等協商，可以就勞動報酬等事項訂立集體合同或工資調整專項集體合同。從法條中“可以”兩字的表述來理解，顯然不具有強制性。

　　他說，推進工資集體協商，能夠預防、化解集體勞動爭議，也是調整收入分配格局、增加勞動者消費能力、拉動內需、實現共建共享和諧社會的有效手段。因此，在推廣過程中，一定要制定具有強制性的法律法規來保證有效有序推進。同時，也要引導職工，要根據企業生產經營狀況，綜合考慮地區、行業平均工資水平、政府最低工資標準、工資指導線、人力資源市場工資指導價位和行業人工成本信息，通過協商找到勞動關系雙方利益的契合點，促進勞動關系雙方利益共享、責任共擔、互利雙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