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易斯拐點”的臨近預示著工資收入增長的轉折，中國未來幾年將面對低端勞動力成本持續上升的局面，從而形成中國經濟轉型的倒逼機制。近十年來,我國宏觀經濟總量持續高增長,但是勞動報酬占GDP份額卻呈現下降趨勢。工資上漲與勞動效率之間“剪刀差”的縮小不但不會造成中國經濟增速的放緩，反而會形成新的促動力。

　　“加薪潮”倒逼中國經濟轉型

　　當前，全國27省市區密集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加薪可以視作對長期以來我國勞動力價格與勞動生產率之間“剪刀差”的正常回補。

　　工資增長與勞動效率增長不同步是中國經濟結構失衡的隱性誘因。中國經濟要從失衡走向平衡，本質上就是要彌合勞動生產率增長和工資收入增長之間的差距。“劉易斯拐點”的臨近預示著工資收入增長的轉折，中國未來幾年將面對低端勞動力成本持續上升的局面，從而形成中國經濟轉型的倒逼機制。

　　中國當前宏觀收入格局與經濟發展戰略與發展階段息息相關。中國經濟在進入起飛階段后，勞動者收入占比逐漸下降，歸屬于資本的固定資產折舊和營業贏余兩項占比的比重逐漸上升，歸屬于政府部門的生產稅凈額比重比較穩定。豐富而廉價的勞動力資源供給，使企業得以低廉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在國內外市場上獲得優勢，實現了較長時間的經濟持續增長。這不僅形成了過分依賴增加勞動、資本等生產要素投入的增長方式，也阻礙了勞動生產率和收入提高的步伐，形成全社會低工資的局面。

　　近十年來,我國宏觀經濟總量持續高增長,但是勞動報酬占GDP份額卻呈現下降趨勢。1997年至2007年勞動報酬占GDP份額從52.7%下降到39.74%,下降了近13個百分點。與此同時,資本回報占GDP比重不斷上升,提高到2006年的30.6%。發達國家勞動者報酬占GDP比重大致在65%～80%，我國不僅低于所有發達國家，并且低于同處中等發展水平的國家。

　　過去十年，伴隨著經濟高速增長、技術創新、人才與資本密集，我國制造業勞動生產率也在大幅提高，勞動生產率在1994年至2008年的年增速達20.8%，而同期制造業的工資年漲幅為13.2%。相對于大多數國家，我國的勞動力成本還是很低的，勞動力價格還有上升空間。較之于發達國家，我國第二產業勞動生產率相當于英國的1/16，但雇員工資僅相當于其1/24;勞動生產率相當于美國的1/15，但工資水平為其1/20。較之于新興國家，我國的勞動率相當于韓國的1/4，而工資水平為其1/9。較之于同屬“金磚四國”的印度，我國勞動生產率大約是印度的3倍，但工資水平是其2倍多一些。

　　提高勞動報酬將形成新的促動力

　　當前宏觀經濟中出現的各種矛盾，實質上就是要素市場不均衡的反映，是勞動要素報酬過低、資本等要素報酬過高的反映，因此必須從勞動力要素市場入手來解決。

　　不過，要對勞動報酬進行根本性的調整確實還有很大難度。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和《工資條例》歷時近6年，幾易其稿，遲遲不能出臺，不僅在于對原有利益的切割，也在于對工資上漲會否侵害中國的競爭力優勢以及造成成本推動型通脹的擔憂。

　　對此各方爭論也各持一詞，支持者認為處于轉軌過程中的市場很難形成正常的工資增長機制，必須借助制度沖擊校正人力資源定價機制的扭曲;反對者認為制度和政府干預背離了勞動力市場的定價原則，不僅如此，外部沖擊導致的勞動力成本增加將使處在急需保持經濟高增長態勢的中國過早地進入高成本約束階段。

　　但是，工資-通脹螺旋式上升的觸發機制是有條件的，即貨幣工資的上漲幅度超過了勞動生產率增速。一般而言，當實際工資與實際勞動生產率同步增長時，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幅度會被勞動力的更高產出完全消化，因而勞動力成本和利潤占總產出比例保持不變。名義工資的增長率應相當于實際勞動生產率的增幅加上通脹率，只要勞動生產率與工資同步增長或略高于工資上漲，工資上漲就不會生成通脹或擠壓利潤空間。

　　根據日本的經驗，“劉易斯拐點”與工資水平上漲后，日本制造業的勞動生產率得到了普遍提高，上世紀70年代制造業的勞動生產率平均增速達到了10%。并且還出現了制造業內部的結構轉型，低端制造業面臨向高端制造業的轉型。

　　例如，1970年至2000年的30年內，日本紡織業增加值所占制造業增加值比例由5.5%下降到1.3%。相反，隨著新技術的應用，高端制造業得到迅速發展，同期電氣機械業增加值所占制造業增加值由11%上升到16%，金屬制品、通用設備、電子設備等占比持續提高，順利實現了產業的升級與轉型。

　　因此，工資上漲與勞動效率之間“剪刀差”的縮小不但不會造成中國經濟增速的放緩，反而會形成新的促動力，使中國在面臨“劉易斯拐點”與第一次人口紅利逐步消失的同時，由于工資水平上升、人力資本積累以及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使經濟發展的成果通過促進人力資本形成轉化經濟可持續的增長、共享式的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