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前，《勞動合同法》出臺，據說有很多中外學者歡呼中國的法律終于向勞動者傾斜，事實表明，兩年多過去，勞動者仍然是弱勢群體，最近全國總工會仍然在制定集體協商等規章，期以加強勞動者的博弈能力。這其實已經說明問題，勞方和資方的博弈中，仍處下風，最近，刑法第八次修正案中，增加了惡意欠薪罪的法條草案，甫一出臺，便獲得滿堂喝彩。不過，如同高明穩重的學者往往會說，這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綜合治理，筆者只是稍微有點擔心這劑猛藥的副作用。

　　根據報道，刑法修正案八的草案規定：對于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或者以轉移財產、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勞動者的勞動報酬，情節惡劣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造成嚴重后果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雖然草案中規定的“情節惡劣，后果嚴重”，需依賴司法解釋來厘定，然而，這種“情節惡劣，后果嚴重”是可以想象的，如欠了很多人的薪水，或者有人為討欠薪真的跳樓了，算不算情節惡劣，后果嚴重?至于前者多人欠薪的情況，假如雙方是存在勞動糾紛，或者對結算方式有異議，能否算情節惡劣呢?假如后者跳樓討薪，老板的辯護律師會提出，這中間缺乏因果關系，畢竟真的跳樓不是討薪的普遍做法，跳樓也好，自殘也好，后果是嚴重了，但是，法律上能不能算到公司老板頭上?

　　當我們說討薪時，眼前往往浮現的是農民工，是的，民工由于處于食物鏈的最低端，他們最容易受到傷害，包工頭、小工廠往往會惡意拖欠他們的工資，農民工不但缺乏法律意識，而且，找個律師打勞動官司的事情，往往是成本過高，得不償失。從這個角度看，設立惡意欠薪罪有其積極意義。討薪的其實不只是農民工，還包括很多白領甚至金領，這種員工一旦離職，以前往往是通過協商或者仲裁、法院解決，當然，有了這個選項后，也可以先去公安局報一個惡意欠薪罪的案。

　　于是，幾乎所有的公司都會頭上頂一把惡意欠薪罪的鍘刀，因為“情節惡劣”或者取決于欠薪人數，或者取決于欠薪金額;“后果嚴重”與否未必是你公司所能控制，某一個員工與公司勞動爭議被開除后抑郁自殺，家屬可能說是欠薪所致，是否構成本罪?是否員工鬧的后果越嚴重，公司責任越大?

　　其實，最大的副作用不是這個，畢竟有了此罪，單位都會很小心，本來該屬于勞動仲裁的，怕被刑事報案，給錢了事。實在有爭議的，恐怕也得找律師評估一下，律師說沒事，才敢有理由“欠薪”。這也算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員工終于熬出頭了。當然，保不住公司的律師也會說錯。因為，最壞的情況是，當地方政府或者公權力試圖整治某個公司時，或許本來是勞動仲裁的欠薪案子，會演變成刑事犯罪。

　　本來是為農民工維權準備的錘子，不過如果在沒有制約的情況下，會變成了某些權力部門手中的流星錘，這對于用工企業而言是非常顧忌的一點。為了防范這個副作用，立法者需要把情節惡劣、后果嚴重的要件規定得詳細嚴格，把跳樓、跳橋等流行但不合法嚴重后果排除，另外，一旦刑法修正案八正式出臺，最高法的解釋最好同步公布，以免解除這種法理上的顧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