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來，《工資條例》作為熱點被人望眼欲穿。

　　尤其是人社部相關專家不久前對“國民工資5年倍增”的暗示，更增加了人們對該條例的高預期。

　　然而隨著媒體報道說“《工資條例》修改接近尾聲”，相關內容也被相繼披露，先前渴望工資快速增長的人們像是被潑了冷水，瞬間靜下來。

　　“《工資條例》草案最大的亮點是工資增長協商機制和企業增長要與職工工資增長適度掛鉤，通過協商和讓企業給員工加薪，但總覺得這是十分不靠譜的事情。”已經在北京飄了5年的白領人士菅繼亮向記者說，“原本對條例的出臺期望值很高，假設5年工資真的能翻番，我每月工資就能在一萬元以上，生活就不會像現在這么捉襟見肘了。”

　　實際上，居民勞動報酬長期以來在我國并沒有一個公平的體現，所謂的“廉價勞動力”實質上就是居民的勞動沒有得到合理報酬而顯得廉價。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此前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也曾表示，在近年的相關研究中，多數人認同的結論是：近十幾年來，我國政府的分配份額一直呈現增加態勢，而居民的分配份額則有所下降。

　　近期一項數據也顯示，多年來，我國的GDP一直保持著較高的增長率，然而我國居民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在1983至2005年的22年間下降了近20個百分點。

　　“勞動者沒有享受到經濟快速增長的福利，同時分配不公使得收入水平差距拉大，提高大多數居民勞動報酬日漸成為社會呼聲，收入分配改革變得迫切。”某不愿透露姓名的學者向記者表示。

　　公開的資料也顯示，石油、電力、電信、煙草等行業的員工人數不到全國職工人數的8%，但其收入相當于全國職工工資總額的60%左右。

　　相對壟斷性國企的高福利待遇，待遇水平普遍不佳的廣大民營企業就成為眾人眼里的‘黃世仁’。今春以來沿海地區自發上演的大面積‘民工荒’，事實上是應該被看作社會層面提高工資的社會訴求。

　　而《工資條例》久久難以出臺，被公認的兩個問題是，一是既得利益集團的對持和博弈;二是增加的工資部分誰來出，是政府還是企業為之埋單?

　　現在答案出來了。

　　比如“壟斷行業工資定期分布，接受社會各界監督”這一條的定義彈性就很大，甚至有些模棱兩可。

　　“各種事物均是在‘接受社會各界監督’，然而各種違法違規層出不窮，各界監督其實就是不監督，監督應該落實到具體的部門責任。”菅繼亮說。

　　對于第二個問題的答案是，“企業增長要與職工工資增長適度掛鉤”，也就是說，居民工資增長的費用落到了企業的頭上。而對這一點，各方對其最終效果不予看好。

　　一個公認的事實是，眾多中小企業將勞動者薪酬與資本報酬之間的關系視為“零和游戲”，每年各城市的“最低工資標準”實際上成為了企業員工的現實工資標準。

　　中國勞動保障報社法律事務中心高級顧問白永亮認為，現在的草案里寫出來的只是工會有權利與企業協商工資增長、增長的幅度，但這種協商企業是否必須回應，企業如果不回應有怎么樣的后果，交代得不清楚。

　　另外一方面，企業負擔過重，無力承擔工資費用增加，也是部分學者的擔心。在某種意義上國民收入實現5年翻倍，則意味著每年人均收入要實現15%的增長，而過去10年間，全國城鄉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年均增幅只有11%。如讓其全部與企業掛鉤，工資上漲的預期就顯得有些縹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