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全國總工會集體合同部部長張建國日前向媒體披露，我國居民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在1983年達到56.5%的峰值后，就持續下降，2005年已經下降到36.7%，22年間下降了近20個百分點。而從1978年到2005年，與勞動報酬比重的持續下降形成了鮮明對比的，是資本報酬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0個百分點。

　　就在不久前，國家發改委在兩會期間的報告中就已明確將工資集體協商列為推動建立企業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的重點內容。將以非公有制企業為重點對象，大力推動區域性、行業性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建設。

　　全國超過75%的勞動者在中小企業和非公有制企業里干活，但走市場路線的非公有制企業分配同時要兼顧員工、股東、企業再投資、社會關系維護等多項利益，勞動者分得多少自然需要靠工資集體協商等制度創新來保護。不過靠工資協商改革單兵突進，是否真能改變資本報酬多占多拿現狀呢?

　　事實上，近年來普通員工的勞動報酬跑輸資本報酬本身就與非公企業融資難有密切聯系。

　　企業重視資本甚于重視員工，一方面是因為中國的整體產業經濟結構主要是是勞動力密集、附加值低的產業。資本的作用更顯性;另一方面，則是因為中小企業長期面臨融資困境，對資本始終保持著比較高的需求。要解決這種非公企業融資困境，通過市場充分競爭去發現勞動者真實價值，僅靠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創新就遠遠不夠，更需要中國金融市場化改革來推動。

　　普通員工的勞動報酬跑輸資本報酬的深層原因則是資本報酬內含的高昂尋租成本。

　　與成熟市場經濟國家的政府企業關系不同。中國企業與政府長期不能擺脫“婆媳關系”、“尋租關系”甚至是“裙帶關系”等種種非市場關系。這種政企不分、官商關系緊密的模式使最關鍵的決策、交易在黑暗中進行，缺乏公開的監督與公平的機會，使社會資源畸型配置，在短期內可以促使經濟高速發展。其缺陷為高速度所掩蓋。但當經濟完成起飛階段后，弊端就會暴露出來。日本、韓國在發展過程中都經歷過類似陣痛。企業的資本報酬因為需要為維護這類特殊關系支付大量灰色支出，自然消耗巨大，成為企業主最優先考慮的分配重點。而普通勞動者的收入自然就難以望其項背了。

　　要讓煤老板不給官員送干股，改給礦工送干股。靠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就會千辛萬苦，需要靠政府審批制度的系統改革，官員個人資產的陽光法案，完善預算外收支的管理制度等眾多深層改革來完成。

　　普通員工的勞動報酬跑輸資本報酬的核心原因則是資本影響政府決策的能力明顯超過普通勞動者。

　　全國人大近年來一直致力于提高普通勞動者代表的比率，甚至還有農民工代表入選，但普通勞動者代表數仍遠遠落后于企業家當選數。而企業的“婆婆”——各級主管部門官員當選比例居高不下，更使資本影響政府決策的能力勝過普通勞動者。

　　要讓分配更有利于提高普通勞動者的收入，除了在基層推進工資集體協商制度，更需要在全國人大這一國家最高權力機構的代表比例中持續增加普通勞動者數量，監督行政機構更快改革，同時平衡資本對政府的影響力。

　　提高普通勞動者收入看似是個經濟問題，其實涉及多方面的改革，僅僅依靠一兩個政策的單兵突進已難起到實際效果。改革已進入深水區，我們期待改革的設計者們能拿出有效的政策組合拳，切實提高勞動者報酬，實現胡錦濤主席所說的“讓廣大勞動群眾實現體面勞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