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0日，國家安監總局局長駱琳表示，明年1月1日起，安全生產事故中一次性死亡補償金標準，將按上一年度全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計算。新標準實行后，在生產安全事故中死亡的職工家屬最高能獲得60萬元補償金，比現行“標準”提高近兩倍。

　　安全事故死亡賠償標準的大幅提高，無疑將有助于體現勞動者的尊嚴和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這也是“以人為本”執政理念的體現。生命的價值不能以金錢來衡量，提高賠償標準不是為生命定價，而是倒逼企業加大安全投入，從而實現保護生命、減少傷亡的根本目的。

　　按照賠償標準，一次性傷亡補償金是34.6萬元，加上喪葬補助金、供養親屬的撫恤金，死亡的職工家屬一次性獲得的補償平均在50萬-60萬元之間。不過，這一標準只是賠償的底線。在這一基礎上，政府應努力擴展工傷保險賠償之外的救濟渠道，60萬元非安全事故死亡賠償最高線。比如，精神損害賠償、子女的撫養費用、學習費用，以及死者活著本可得到的養老社保費，這些都是工傷死難者家屬的實際損失，但并沒有納入工傷賠償范圍內。這些權利需要政府創設制度，調動工會、專業律師等社會資源，幫助勞工通過談判、訴訟等渠道來實現。

　　今年4月，美國西弗吉尼亞州發生了嚴重的礦難，礦方開出天價賠償，包括300萬美金一次性賠償、5倍的年薪、家屬子女的醫保費用、子女大學學費等，且這還不影響家屬提出額外的法律訴訟。當然，我們的經濟條件、法律制度不必照搬外國的做法，卻可給我們啟發：如何在實現兜底保障的同時，啟動其他機制，動用一切社會資源實現對生命的最大尊重。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安全事故死亡賠償標準如何與現行的法規保持一致?在這條紅線下，勞工權利如何得到確實保障?如何使安全生產傷亡與普通工傷賠償公平一致?

　　應該說60萬元的賠償標準，是對現行法規的“突破”。按2003年國務院《工傷保險條例》的規定，工傷死亡賠償金相當于四五年的平均工資，約10萬元左右。

　　然而，這一“法定標準”幾乎從誕生之日起就被現實所“超越”。2004年，迫于礦難的輿論壓力，山西省正式出臺文件規定：礦主對礦難死者的賠償金“不得低于20萬元”，從而大幅突破了《工傷保險條例》的法定賠償標準。第二年，時任國家安監總局局長的李毅中對這一標準公開表示支持，之后這一“法外標準”被多個省份的地方立法所確認。而明年60萬元的賠償標準，是再次超越。

　　但在現行的《工傷保險條例》下，新標準將與其發生尷尬的沖突。且60萬元的賠償標準只適用于安全生產事故，而其他工傷事故的賠償會少很多，顯然不公平。所以，在此之后應修訂明顯落后于社會現實的《工傷保險條例》，或者在人大審議的《社會保險法》里全面提高工傷賠償標準。

　　提高安全事故死亡賠償標準，只是勞工權利時代的前奏。相信，在未來的制度建設上，有關方面能夠給公眾提供更積極的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