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著辦公桌上的一摞刑事犯罪的緩刑判決書，和被告人、被害人寫來的一封封感謝信，河南省鄭州市上街區人民法院刑庭庭長朱藝枝沒有案結事了后的喜悅，相反卻有一種說不出來的痛。

　　“這些都是農民工因討薪不成引發的刑事犯罪案件的判決。案件的起因雖然是被害人造成的，但農民工畢竟觸犯了刑法，盡管法院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對農民工從輕判處刑罰，可農民工因討薪受到的傷害并不輕。”3月28日，朱藝枝在接受《法制日報》記者采訪時說。

　　盡管是在法律允許范圍內，讓被害人、被告人心服口服的判決，但上街區人民法院對農民工違法討薪輕判的做法還是引發了一場爭議。

　　訴訟程序太慢

　　農民工討薪劍走偏鋒

　　“出來打工不容易，可老板不給錢。我是被逼無奈才把老板的電腦變賣的。”朱藝枝在辦理農民工王某涉嫌盜竊的案件時，多次聽到王某這樣的陳述。

　　法院查明，王某所在單位的老板總是以各種借口拖欠員工的工資，每月只發少量的生活費。王某的母親生病住院急需用錢，他向老板催要拖欠的工資，老板只給了幾百元。有一次，他在上夜班時，趁老板和同事們不在，將辦公電腦等物品盜走變賣。

　　法院審理后認為，這起案件是由于老板自身存在過錯而引發的，不同于普通的盜竊案件，王某主觀惡性不大，在案發前遵紀守法，一貫表現良好，故對王某從輕處罰，判處其有期徒刑三年，緩刑四年，并處罰金1000元。

　　朱藝枝曾問王某：“你為何不通過勞動仲裁或民事訴訟的渠道討要工資呢?”王某回答說：“不知道去哪進行勞動仲裁，再說了，還要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查。打官司太慢，遠水解不了近渴。其實，欠不欠錢，老板比誰都清楚。”

　　“進入民事訴訟程序的討薪案件數量并不大，只是冰山一角，但社會影響大。”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今年3月初，經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初步排查，河南全省目前尚有1449件拖欠農民工工資的民事訴訟案件已經受理、尚未辦結，涉案人數4004人，金額達1.02億元。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為此在全省法院系統啟動“拖欠農民工工資案件集中辦理月”活動。

　　一些從事民事審判的法官向記者坦言，“農民工尋求國家公權力救濟，的確存在周期長、效率低等情況，如果案件再進入二審或再審，周期會更長。這些看似標的額較小的金錢，卻是維系農民工及其一家老小的生活開支，經不起拖延。另外，公權力救濟制度還存在一些不足，例如訴訟程序復雜、技術性強、不確定因素多。而農民工群體普遍存在法律意識淡薄等特點，不到萬不得已，他們是不會走訴訟程序的。”

　　“工資是農民工的血汗錢，討要理所應當，但這往往又是與老板之間產生矛盾的導火索。只要有一方處理不當，矛盾就容易擴大，甚至演變成刑事案件。”朱藝枝說。

　　討薪引發犯罪

　　法院視情節從輕處罰

　　據記者了解，前幾年，農民工因討薪不成引發的盜竊案件較多。最近，由此引發的故意傷害、綁架、搶劫等暴力性犯罪又呈上升之勢。家住貧困山區的梁某在李某的建筑工地辛辛苦苦干了一年，李某一直拖欠2萬余元的工錢。梁某多次找李某討要工資，苦苦哀求無果，而且在討要過程中，還遭到李某的惡語中傷。于是，梁某在李某的兒子放學回家的路上將其綁架，然后向李某索要2萬元工資。

　　“因討薪引發的搶劫案件也在增多。”朱藝枝翻開一本卷宗對記者說，原某等人因向包工頭賈某索要工資未果，加之在討要工資的過程中受到賈某的惡語和行為刺激，一時情緒失控，持刀將賈某身上攜帶的萬余元現金搶走。

　　“對此類案件，我們在審判實踐中堅持依法從輕處罰。”朱藝枝告訴記者，具體審理因討薪引發的搶劫案件時，如果農民工搶劫的數額略高于應得工資額的，可定罪但不宜過重;搶劫的數額遠遠高于應得工資額的，在扣除應得工資額后定罪處罰，但也不宜過重;用工方存在明顯過錯的可減輕處罰。

　　據朱藝枝介紹，如果此類案件對社會危害不大，被害人也要求對被告人從輕處罰的，法官一般會建議判處緩刑。“我們認為，這種處罰結果，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每辦結一起這樣的案件，被告人及其家屬在感謝法院給他們一個改過自新機會的同時，表示今后一定要學法、知法、守法，不再犯類似的錯誤。不少被害人也對自己的欠薪行為進行反思，主動要求法院對被告人進行從輕處罰。”

　　輕判引發爭議

　　法官稱并非因身份減免處罰

　　朱藝枝沒想到，他們的這種做法引發了爭議。

　　“不能因討薪就從輕判處刑罰，社會不能鼓勵采取極端的方式來索取債務。”一種聲音認為，農民工討薪的行為雖然值得同情，但不能因這種行為而損害其他公民應該享有的權利，比如采取人身監禁、暴力等方式。在個案處理上，法院有一定幅度的自由裁量權，肯定會考慮到情節，但從輕判處刑罰的后果，有可能引發其他農民工的效仿。如果對該群體的犯罪行為在定罪、量刑上有特殊照顧，就違反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

　　朱藝枝認為，農民工因討薪引發的犯罪具有明顯的“自救”性特征。這種“自我救濟”式犯罪大多發生在以下幾種情形：一是拿不到工資的農民工糾集一幫同鄉、親友去老板那里討工錢，遭拒絕時可能發生砸東西和打架斗毆的行為，嚴重者將構成侵害公私財產罪或聚眾斗毆罪和故意傷害罪;還有拿不到工資的農民工將單位的產品、原料、部件或生產工具偷出變賣，“自我兌現工資”，構成盜竊罪;再就是以暴力對拖欠工資的老板及其家屬進行直接的報復，嚴重者常常釀成故意殺人、故意傷害以及搶劫、綁架等惡性案件。

　　“農民工是弱勢人群，如果是初犯，而且情節輕微的，在適用刑法時應盡量寬容。”朱藝枝說，法官在決定量刑時，既關注侵害結果，也充分考慮人情事理與社會效果，并不是把農民工的身份作為減免處罰的理由。“寬”的側重基點在于非犯罪化、輕刑化、非監禁化，更多顧及了刑法的社會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