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劉鑫

　　記者近日從第三屆“全國維護職工權益杰出律師”評選活動上獲悉，隨著社會轉型進程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勞資關系出現了一些新變化，其中一個突出特點就是勞動爭議案件高發。2010年，全國各類勞動爭議調解組織受理勞動爭議案件40.6萬件，同比增長12.1%，依然呈上升趨勢。

　　案件

　　農民工成勞動爭議受害主體

　　4月21日，省農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律師杜偉，向記者介紹了幾起勞動糾紛案件：

　　【工傷索賠】

　　楊學，南充市嘉陵區大觀鄉牛郎壩村村民。2006年至2010年，他一直在成都市安姆家具有限公司從事木工工作，期間一直未與該公司簽訂勞動合同、購買相關保險。

　　2010年5月26日，在一次木條切割加工過程中，楊學的右手被切割機卷了進去，隨后被立即送醫救治，并被四川省求實司法鑒定所鑒定為十級傷殘。但該公司老板只愿意支付其4000元的工傷賠償金。

　　2010年10月，楊學開始向省農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申請法律援助。

　　最終，2011年4月21日，在律師調解下，該公司有關負責人與楊學初步達成意向，愿意支付楊學2萬元工傷賠償金。

　　【解除勞動關系】

　　朱小玲，雙流縣西航港江安村村民。2007年9月至2010年12月，她一直在成都市錦江區慕泙冊柏萊公司做服裝銷售人員。

　　2010年12月，朱小玲與該公司解除勞動關系，但該公司卻無故拖欠其當年11月、12月工資、全年加班費，以及經濟補助金，總計1萬余元。

　　2011年4月20日，雖然經過省農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的大力調解，該公司卻只同意支付朱小玲7000元，作為其解除勞動關系的補償金，余下的加班費、11月和12月工資至今沒有下文。

　　【欠薪】

　　李登國等14人，眉山市丹棱縣農民。2010年9月至11月，在當地工頭黃燕剛的介紹下他們來到河南新安縣，跟著河南籍包工頭李湘三做新安縣順云線項目工程做拉線工作，期間一直沒有簽訂勞動合同、購買相關保險。

　　2010年11月28日，該工程施工結束。然而李登國一行14人卻一直沒有拿到當初約定的工資，總計約5萬2千元，只得向省總工會求援。

　　在此期間，經過省總工會、省農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調查發現，該工程項目由岳池電力建設總公司洛陽澤龍分公司承建，而后分包給河南籍包工頭李湘三，李湘三又分包給黃燕剛，由黃燕剛組織工人進行施工。同時，人數總計達53人，且均為四川籍農民工，欠薪額度也遠不止5萬余元。

　　目前，由于該案件涉及面廣、人數眾多，各項證據材料需要做大量收集確認工作，53名川籍農民工又均未簽訂任何形式的勞動合同和保險，維權工作正在艱難地開展當中，前景難料。

　　分析

　　為何年年呈現上升趨勢

　　“造成目前勞動糾紛案件逐年上升的原因有很多，農民工自己也應提高法律意識。”省農民工援助工作站律師王恩惠，在分析造成目前勞動糾紛案件高發原因時說。

　　他認為，農民工自身法律意識相對淡薄，他們不了解法律相關基本知識，導致他們的勞動合同簽訂率低。同時，不注重對相關維權證據收集，比如合同、送貨單、材料進購單、工作服等，甚至是公司食堂飯票，都能作為直接證據，證明其與公司存在勞動關系。

　　其次是目前社會上還沒有形成對農民工的合力關注。一旦勞動糾紛產生，農民工往往得不到第一時間處理。比如，勞動監察部門、人社部門等有關部門，在農民工找上門后，往往將其轉向勞動仲裁委或法律援助機構，這就提高了農民工維權案件的集中性、辦案長度等，案件得不到及時快速處理，數量自然會出現逐年上升的趨勢。

　　律師程積炎補充說：“還有一點就是目前企業、用人單位的違法成本太低。”他指出，企業、用人單位對農民工勞動合同“可簽，可不簽”，不依法用工，本身就已經觸犯了相關的法律，然而我們的法律卻沒有對這種行為作出明確、嚴厲的制約手段。

　　支招

　　做好證據收集

　　，

　　為維權做準備

　　“就目前情況來看，由于大多數農民工在勞動糾紛中都未簽訂用工合同，因此最有效的維權方式就是庭外調解。”杜偉說。

　　他建議，在遇到勞動糾紛后，農民工一定要注意對證據的收集。比如工作服、銷售單、送貨單、考勤卡、門進卡、飯票等等，這些都可以作為直接證據證明與單位存在勞動關系，為下一步的維權打好基礎。

　　在收集好證據的前提下，農民工可先行與單位進行溝通;如溝通未果，可向當地勞動監察部門、工會、法律援助機構等提出法律援助，尋求免費法律維權，或者庭外調解。

　　農民工要加強自身相關法律基本知識學習。多參加一些由當地司法部門所舉辦的農民工法律培訓，了解相關知識，做到有備無患。

　　(圖片由省農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