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十幾歲的妙齡“打工妹”變成上年紀的 “打工婆”，她們把青春奉獻給了城市，卻沒有辦法在城市生根，而且可能遭遇更多的不公平待遇。這是對女性外出打工者的真實寫照。

　　求工難：每天15元的生活開銷

　　西長街，長沙農民工聚集地之一。這里原有一個勞動力市場，因為城市改建已經遷移到八一橋附近，但眾多農民工依然固守此處，記者就是在這里遇到了48歲的華英。

　　相比其他剛出來謀事的農村婦女，在外打工多年的華英多了些開朗和大方，她告訴記者，她是常德鄉下過來的，過完年，正月十五到了長沙找活干。“酒店、工廠都只招年輕的，不要我們這種。”她希望找一份保姆的活干，“工資最好是1200元。”

　　“我老公身體不好，呆在老家，兩個兒子都跟熟人去了杭州打工，還學了技術。”華英談及自己的兒子，很是自豪，“兩個兒子都沒結婚買房，我出來工作，也好為他們補貼點。”華英很熟絡地在西長街附近一個小旅店找了張床住，“上下鋪，只要5元一天，還提供鍋子和灶做飯，我一天開銷總共是15元就夠了。”

　　“來了幾個找保姆的，沒合適的，我也來了一周多了。”華英有點暗暗著急。她對面的花壇上坐了一排的婦女，全都是她的“競爭對手”。問她為什么不到家政公司里去，“那里手續多，還要出體檢費，這里方便。”

　　長沙市人力資源市場的工作人員表示，由于學歷偏低，又缺乏職業技能，很多女農民工只能從事技能單一的工作。20多歲女性主要從事餐飲、娛樂等服務行業。工廠女工則在35歲以下;“4050”女農民工就只能從事家政服務、洗碗工、物業保潔員。

 

　　生存難：城里安家是她們的夢

　　二十出頭剛從老家汨羅過來的鄒紅和小姐妹則充滿了信心。上周五的市人力資源市場大廳里，她們結伴而行，細細看著電子顯示屏上有關文員的招聘信息。鄒紅是中專畢業，她想在長沙找份月薪在1200元左右的文職，“我想這次能穩定點，并找個男朋友。”鄒紅白凈的臉上泛起了紅暈。

　　而就在長沙晚報附近的一家旺角清粥小店里，曾與鄒紅有過相同求職愿望的小王正在這里拖地、擦桌子，20歲的她是衡陽人，中專畢業后就到了長沙找工作，上網查、到處溜，找了好長時間，身上盤纏快沒了，一次路過晚報大道，看到了招聘店員的信息，于是放棄了文員理想。但90后的她也有著自己的打算，“希望存點錢，以后自己當老板，在城里安家。”

　　“我也想在長沙安個家，但是這個成了個離我越來越遠的夢想。”30歲的李發良居住在樹木嶺一個偏僻的出租屋里，相對來說，10多歲就開始出來打工的她已經小有積蓄，然而她只能和開貨車的老公住在每月500元的出租屋里。她剛剛升級做了媽媽。作為農民工的第二代，孩子并沒有城里戶口，但李發良很堅定：“我不想讓我的孩子成為留守兒童。”

　　采訪中記者發現，進入城市的“8090”后新生代女農民工，思想觀念、價值取向等都發生了明顯的轉變，她們更渴望融入城市有尊嚴地生活。

　　打工難：難以啟齒的性騷擾

　　相對于男農民工，遭遇性騷擾成了女農民工打工生涯中最難以啟齒的事情。根據省社科院新農村建設研究中心的一項調查，在長沙務工的打工妹65.2%走進了服務行業。而從事服務行業(指美容美發、保健按摩、休閑娛樂、酒店、餐館等正規服務員)的女農民工中有七成遭到過語言或行為上的挑逗或騷擾，有近半在工作場所遭到挑逗或騷擾。

　　“一般的蹭蹭或者語言上的開玩笑，也沒什么。”曾帶著幾個姐妹開過發廊的李發良并不認為這些算得上性騷擾，如果一點玩笑都開不起，反倒會得罪顧客。只是遇到那種醉酒的顧客強行動粗時，她才會趕緊請幾個男人過來幫忙，嚇唬對方一下。“沒有辦法，都是為了生存。”

　　專家支招：拿起法律武器維權

　　缺乏維權意識，自我保護能力不強，令女農民工的打工路上布滿艱辛。市婦聯權益部工作人員陳先生建議，女農民工一定要選擇合法的勞務中介機構，并與用人單位簽訂規范的勞動合同。此外，在遭遇了求職陷阱、拖欠工錢時，可以向勞動監察部門或者婦聯組織尋求幫助;在遭受性騷擾時，要注意巧妙保護自己，并保存證據，以便維護自己合法權益。

　　“先就業后擇業，再通過不斷學習、積累經驗技術，實現自我提升。切不可安于現狀，更不可對未來失去信心。”提高勞動技能是增加就業機會的法寶。與女農民工打了上十年交道的長沙市婦聯家政中心負責人鄧麗霞表示，農民工進城就是為了掙錢，然而沒有一技之長，很難從眾多求職者中脫穎而出。

　　據悉，近年來，司法、勞動保障部門、婦聯等機構都在采取各種措施拓寬婦女就業渠道，保障婦女權益，其中包括送崗位、送法律下鄉，還有為女性免費進行電腦、家政等方面的培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