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響全港低薪打工仔的首個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終敲定為時薪28元，全港31.4萬雇員將獲平均加薪16.9%。最低工資正式推行，對于一貫奉行自由經濟的本港勞工市場及營商環境，將會帶來重大改變甚至沖擊。現時社會的焦點不應糾纏于28元的時薪是否合理的問題上，更重要的是做好最低工資的配套工作，特別是針對弱勢勞工競爭力不足、中小企營運成本上升等問題，當局都須早作籌謀，研究采取支持措施，將最低工資負面影響減至最低，在保障基層勞工權益之余，也避免本港經濟受到沖擊。

　　勞資雙方一直在最低工資的水平角力，最終達成28元的結論，成果得來不易。現時的時薪水平參考了大量數據才厘定出來，在勞工權益及企業的營運成本上盡量取得平衡。雖然中間落墨的方案未必能令所有人都滿意，但卻較易得到社會各界接受。勞資雙方繼續在時薪高低問題各執一詞并沒有意義，社會是時候將精力放在如何較好地落實最低工資之上。

　　最低工資立法有助保障勞工不被剝削，在大部分先進國家或地區早已進行，并非洪水猛獸。然而，社會亦不能忽視最低工資帶來的各種負面影響，例如雇主會傾向聘請較年青及有經驗的勞工，一些年老工人和缺乏工作經驗的畢業生可能被擠出勞工市場，當中一部分更可能跌入綜援網，加重社會福利開支。而且，落實28元的時薪，會令1700間企業轉盈為虧，當中主要是資金捉襟見肘的中小企，面對租金急升及通脹的壓力，最低工資隨時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落實最低工資，在薪金厘定及各種雇傭條款上，也都需要作出全面的更改，早前的“大家樂事件”，正反映最低工資在實際操作上的復雜性，處理不好將會加劇勞資矛盾。

　　當局必須及早處理最低工資推行后可能出現的各種問題，對于可能出現大批弱勢勞工被擠離勞工市場的問題，當局一方面可加強對弱勢勞工的職業配對及在職培訓，協助他們尋找適合的工作并提升其競爭力。另一方面當局可為這些弱勢勞工提供工作的機會，例如為缺乏工作經驗的青年提供在社福機構的實習崗位等，社會企業也可發揮作用。為確保最低工資順利實行，企業可因應情況提早為員工調升工資，既可及早適應新法例，也可藉此檢視對企業的影響。當局應密切跟進企業在實行最低工資后的情況，如發現大量中小企因承受不住而面臨倒閉，應施以援手，協助中小企渡過難關。市民也要有心理準備，部分企業可能將成本轉嫁消費者，市民應予理解，共同為最低工資作出承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