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低端勞動力市場出現了結構性拐點變化，這反映了工資

　　形成機制發生了深刻變革

　　自2004年“民工荒”暴發后，農民工工資結束了長期的停滯狀態，進入了一個快速的上升通道，從而使中國低端勞動力市場出現了結構性拐點變化：(1)即使在金融危機的沖擊下，以農民工為代表的低端勞動力工資仍然不降反升，持續上漲，且增速超過城市工人工資的漲幅;(2)伴隨經濟的觸底反彈，中國經濟對低端勞動力的需求大幅度反彈，大規模的“農民工返鄉潮”快速被“民工荒”所替代，低端勞動力的供給已經由總量過剩轉向結構性過剩;(3)20多個地方政府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其增速接近20%;以外商投資企業和民營企業為龍頭對農民工加薪，增速達到40%左右，打破了以往“工資增長慢”、“工資增長以國有單位為風向標”局面;(4)以“富士康事件”為標志，“勞資”糾紛頻繁發生，近年來勞資糾紛的數量和涉及的人數都呈現不斷增長的趨勢。

　　工資水平的上漲是由人口因素、周期因素、政策因素、結構因素等多因素導致的。隨著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留在農村的農民收入有了明顯的提高，特別是隨著農業稅豁免、清除統籌提留、糧食補貼、糧食收購價保護政策等，人均產出增加的好處留給了農戶，人均產出的增加真正演變為務農收入的增加。另外，受制于經濟發展的資源約束，資源價格不斷上漲，它將帶動城市生活成本、交通費用的增長，并對農民向城鎮轉移的成本構成上行壓力。

　　中國目前農業勞動力人數仍達3億，其就業比重達到40%，可以說，農業部門仍滯留著大量的剩余勞動力。即便剩余勞動力大量存在，也不代表勞動供給就像傳統理論所描述的那樣具有無限彈性。這與農村勞動力的家庭分工決策有關。今天農民外出務工的機會成本正在不斷上升，特別是在城鄉分割的二元體制和戶籍制度的約束下，務工地與家庭生活地點的空間分離使他們難以兼顧家庭內部的勞動分工，家庭效用損失愈發明顯。現在我國農村留守勞動力正是以婦女為主要群體的，承擔著承辦土地、贍養老人和撫育子女，如果要繼續轉移，很多農戶都將面臨沒有勞動力留守的情形。如果要再增加農民的勞動供給，由于會帶來家庭效用的損失，工業部門必須以更高的工資作為補償。這樣，工資會隨勞動供給的增加而增加，勞動供給曲線變為一條斜向上的曲線，是缺乏彈性的。

　　一方面，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導致農村保留工資和轉移成本的上升，農村家庭分工使得勞動供給不再具有無限彈性，另一方面，工業化進入加速期，產值急速擴張帶動勞動需求急速膨脹，巨大的勞動需求會形成巨大的推力，推動市場議價型工資超越生存工資的約束，出現持續、強勁的上漲。在2010年中國東部、西部、中部各個區域的勞動力需求-供給比都超過0.95，達到歷史的最高水平。

　　工資上漲對經濟結構調整的機遇大于挑戰

　　盡管工資上漲將給部分出口行業、部分地區和部分產業帶來負面沖擊，但從總體上說，工資上漲并不會影響我國制造業的整體競爭優勢，而且工資上漲也為產業升級提供了新的契機。

　　第一，工資上漲必定會帶來成本上漲的壓力，但中國勞動生產率水平的持續提高，使單位產品的勞動力成本上升壓力并不會在近期轉化為通脹的壓力。

　　從2001-2010年工資水平上漲的情況來看，實際工資水平平均增速低于GDP實際增速，也低于勞動生產效率的增長速度，因此單位產品的勞動力成本從2001-2010年并沒有增長。在2008年-2010年上半年期間，單位勞動成本快速下降，從5.1%下降到-0.4%。因此，雖然未來名義工資水平增速可能出現大幅度攀升的趨勢，但在短期內企業依然具有消化成本沖擊的能力。另外根據人民大學宏觀團隊的計量研究表明，在中國通脹形成機制中工資成本推動的因素較弱，中國還沒有出現過“工資-物價螺旋上升的機制”。

　　第二，工資上漲不會對所有行業形成同樣的沖擊。

　　不同行業工資上漲對價格的影響存在差異。農業部門和服務業部門工資上漲的影響較大，而建筑業和制造業工資上漲對價格的影響相對較小。根據投入產出分析，如果所有部門工資上漲10%，利用投入產出數據計算的中間產品價格指數將上漲3.05%，而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將上漲4.01%。工資上漲對不同類型企業的影響存在差異。國有單位企業平均工資相對較高，而城鎮單位企業的工資水平相對較低。要素價格市場化機制形成，內在要求同一行業不同類型的企業工資趨向均等化。因此，城鎮集體單位企業的工資可能首先上漲。集體企業受到工資上漲的影響較大。

　　第三，從對出口的影響來看，工資上漲不會對我國出口比較優勢帶來根本性的改變。

　　非加工貿易出口品的生產受到工資上漲的影響較大，而加工貿易出口品的生產則受工資上漲的影響相對較小。根據我們的測算，非加工貿易生產中所有部門工資同時上漲10%，將帶來非加工貿易出口綜合成本上升3.18%，對加工貿易出口綜合成本只帶來0.79%的上漲，而加工貿易生產中所有部門工資同時上漲10%則只帶來加工貿易出口綜合成本上升0.65%。由于加工貿易生產的產品全部用于出口，因此加工貿易生產中的工資上漲將不對國內使用產品和非加工貿易出口品產生明顯影響。加工貿易生產受工資的上漲的沖擊遠小于一般貿易品生產。

　　第四，勞動力成本上升從總體上有利于我國出口產業結構和出口地區結構的優化調整。

　　勞動力成本效應為負的行業主要在服裝業、紡織業等，但它們在我國出口結構中的比重比較低。勞動力成本效應為正的行業主要集中在工業化學品行業、金屬制品業等具有規模經濟特征的中技術水平行業，以及機械制造業、電器制造業等高技術水平含量的制造業。由于機械制造業、電器制造業在我國出口中所占的比重幾乎接近50%，這些行業的特性優勢，勞動力成本的上升不但不會制約這些產業的發展，反而會在一定程度上促進這些產業貿易競爭力的提高。

　　市場導向型經濟結構調整

　　機制的開啟與培育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所取得年均接近10%的GDP增長率，但仍不能掩蓋日益嚴重的結構問題。如收入結構、需求結構失衡問題在持續加深，高污染、高能耗、低附加值的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居高不下，產能過剩問題越來越嚴重，區域差異越來越大。究其原因還是在于行政調控并不能從根本上把握需求的動向，無法根據國際分工發展的規律來確定未來產業的定位，從而產生產業調整進程中存在大規模的政府失靈問題。工資形成機制的變革將促使企業自發地、內生地進行產業調整和產業梯度轉移，以適應國際分工變化、國內消費升級、技術進步的需求，改變以往結構性調整缺少支點的困境，使中國經濟結構的調整更多地反映了市場機制的要求。

　　第一，工資形成機制的變革將帶來中國收入分配格局的變化，從而啟動中國市場化的收入倍增計劃，并加速中國“收入-消費升級”的臺階效應的到來。這種變革必將改變中國工資占GDP比重過低和消費啟動大大落后于同類國家的局面，從而加速推進中國消費升級和產業升級。

　　盡管從2000年后職工的實際工資增幅在10%左右，但工資總額占GDP比重仍呈下降趨勢，收入對消費的制約直接影響了由主要依賴外需向更多依靠內需轉變。農民工的工資形成機制的變革必將改變中國工資占GDP比重過低和消費啟動大大落后于同類國家的局面，從而加速促進中國的消費升級和產業升級。從全國整體水平來看，人均GDP超過3000美元，意味著消費結構將全面進入工業化消費時代，消費升級將快速展開;從農村來看，到2008年家庭人均現金收入超過800美元，2009年超過900美元，剛好處于跨越國際溫飽線，向工業化消費邁進的臨界點;到2011年，中國人均GDP將步入4000美元大關，按照一般的消費層來看，中國也將步入對服務業需求加速的階段。而農民工工資形成機制的變革無疑將使上述臺階效應加速到來。

　　第二，工資形成機制變革將加速推行中國產業在區域上的“梯度轉移”，并使中國產業在“加速性梯度轉移”中實現產業升級，克服以往行政化產業轉移帶來的各種問題。

　　我國不同地區間，制造業部門的年平均工資呈現出顯著差異，東部地區的平均工資要顯著高于我國的中部和西部地區。平均而言，在1996-2008年期間，東部地區的制造業平均工資比西部地區高出了29.8%，而比中部地區高出了40.8%。事實上，即便考慮到勞動生產率的地區差異，從單位勞動成本的地區比較看，我國不同地區間的勞動力成本差異也是非常顯著的。整體而言，以北京為基準省份，東部地區的勞動力成本為54.41，而中部地區則只有47.1。因此，綜合這兩個方面的考慮，在未來東部地區制造業轉移方向的選擇上，我國中西部地區特別是中部地區會是比較理想的移入地，而這必然會對中國制造業整體地位的維護和鞏固起到一定的強化作用。

　　第三，工資形成機制的變革將導入產業結構高級化內在機制和推進城市化進程。

　　工業結構演進的一般規律是從以輕工業為中心到以重化工業化為中心，再從以重化工業為中心轉向以高加工度工業為中心，最后才轉向以技術集約化工業為中心。當前經濟結構調整的困難在于，缺少市場導向型結構調整的內在驅動力量，即在二元經濟結構下，要素價格市場化機制長期無法實現。經濟發展過程就是通過生產結構調整和就業結構變化促使人均收入水平不斷提高的過程。工資形成機制的變革有助于工業化進程從重化工業化轉向高加工度化，資源配置的主導力量也具有內在的可能性由行政力量主導轉向市場力量主導。工資形成機制變革有利于增加居民收入，增加了農民工進城的機會，將進一步推進我國的城鎮化進程，因為城鎮化水平與城市人均消費水平正相關。目前農村居民消費水平仍然大幅低于城鎮居民消費水平，更多的農民工進城成為城市人口，將大幅提高整體居民消費水平。

　　低端工資形成機制變革打開經濟新局面

　　中國低端工資形成機制的變革必將成為引領市場導向型經濟結構調整的重要支點，為中國經濟結構調整帶來了新的契機，開啟中國市場驅動型經濟結構調整的新階段：

　　工資形成機制的變革將從根本上改變勞資關系，改變工資上漲嚴重滯后于國民收入上漲的局面，使中國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發生革命性的變化，從而啟動中國市場化的收入倍增變化，改變中國收入分配不公，提高國民的整體消費率，加速中國“收入-消費升級”的臺階效應的到來。

　　低端勞動力市場工資的上漲將對不同區域的生產成本帶來不同的影響，從而使各種傳統產業在區域成本差異的推動下，向中西部加速進行“梯度轉移”，使東部流出產業升級的空間，同時克服以往行政化產業轉移帶來的各種問題。中國必將在迎來“加速性梯度轉移”中實現“產業升級”的新時期。

　　工資水平的快速上漲將從根本上改變中國各種要素價格之比，使市場主體自發進行要素替代，采取技術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生產方式，促使企業提高自主研發和技術進步水平，積極探索新的盈利模式，提高企業的核心競爭力。這將從根本上改變中國以往行政性產業轉移和產業升級缺乏內在動力的弊端，開啟市場化創新的新時期。

　　因此,市場議價型工資上漲是我國要素市場發育的必然產物，是要素價格形成機制市場化的一個突出表征，它預示著未來的結構調整將從行政驅動型轉向市場驅動型。工資形成機制變革標志著中國發展新階段的到來。

　　第一，勞資關系將發生深刻變化，帶來收入分配格局的變動，為中國迎來庫茲涅茨倒U曲線的拐點性轉變提供了新契機，為縮小收入分配差異過大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促進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由外需驅動型向內需驅動型、投資驅動型向消費驅動型的加速轉變。

　　第二，區域結構的變化，將帶動工農關系、城鄉關系新格局的形成。

　　第三，要素價格比的變動將促使產業結構自動升級，中國將在推進工業化的同時提前啟動制造業的高加工度化，進一步強化未來國際分工的大國地位。

　　第四，城鎮化建設將迎來新的發展機遇，勞動關系的深刻變動和工資水平的加速上漲將使中國迎來城市化的超加速期。

　　第五，工資增長以及相應的人力資本政策的實施，將使中國步入人力資本投資的加速時期，人力資本的加速積累將使中國經濟增長步入人力資本偏向型發展期。

　　鑒于上述的判斷，我們認為不能過分夸大低端勞動力市場供求拐點式變化以及隨之而來的工資水平的快速上漲所帶來的負面效應。我們必須高度重視這種低端勞動力市場工資形成機制變革的戰略性意義，應當看到低端勞動力市場的變化不僅是中國社會進步的產物，也是開啟中國全面市場型結構轉型的支點。

　　第一，要從戰略發展的高度，把低端勞動力市場的工資形成機制的變革與要素價格市場化作為未來經濟結構調整的核心，通過價格機制的杠桿作用撬動整個經濟結構的重塑。從而將以往單純的行政轉型思路轉變到以市場導向的經濟結構轉變上來，使市場主體自發地、全面地、穩定地進行分配機制的調整、產業的升級、區位的選擇和創新的強化。

　　第二，要積極推動低端勞動力市場工資形成機制的變革，引導和規范低端勞動力市場“市場協議”工資形成機制的培育。逐步完善工會制度，加強勞資糾紛的立法，重視農民工的培訓。同時積極采取各種措施，以應對工資水平的上漲帶來的負面沖擊。

　　第三，在農民工工資水平大幅度上漲和農民工工資市場議價機制形成之后，政府應當引導該機制變革對于中高端勞動力市場的沖擊，積極培育市場化工資形成機制，有意向地調整傳統的勞資關系，加強初次分配改革中的各項制度建設。

　　第四，在產業加速梯度轉移的進程中，政府一方面要順應市場化轉移的潮流，加強中西產業轉移承接的基礎設施和制度建設，另一方面必須出臺政策應對東部在傳統產業轉出后所面臨的各種問題，必須出臺相應的扶持政策，使東部進行全面產業升級和技術創新，以形成東部新一輪經濟增長的產業基礎。

　　第五、在勞動力結構和供求關系發生重大變化的新時期，人力資本戰略和人才戰略的實施具有高度的經濟戰略意義。政府應當從傳統的物資資本投資模式轉向人力資本投資模式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