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內遷驟然掀起的火爆場面并非一刻之功。

　　“富士康內遷將拉出一大批隱藏勞動力。”北京師范大學收入分配與貧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實指出，數據顯示中國務農勞動力有3億多人，但由于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等因素，其中很大一部分人是處于半就業狀態，很多城鎮就業人員也同樣沒完全發揮潛能，“一旦某天，像富士康這樣的企業出足夠的價錢，就能把這些以前隱藏的勞動力釋放出來。”

　　地方政府表現出的歡迎也在預料之中。李實指出，中西部省份政府積極招商引資，不僅為了增加GDP，還有一大動力是可以緩解就業壓力。勞動密集型企業一旦落戶，有可能雇用十幾萬人。

　　“勞動密集型企業內遷其實是目前經濟發展階段的必然結果。”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這兩年勞動力內遷的情況本來就有增加的趨勢，富士康只是處于這個過程之中，被看作一個標志性的轉移。”

　　在蔡昉看來，中國的“劉易斯轉折點”(勞動力由無限供給轉向短缺)正逐步到來，這意味著中國開始向現代經濟邁進，勞動者在薪酬和權益方面開始有了自己的聲音。勞動力短缺的出現、勞動者工資的上漲將最終推動企業家選擇產業結構轉型。由于這種轉變在沿海地區尤為明顯，企業“轉移”內地可以快速解決勞動力成本上升問題。

　　曾有媒體稱，富士康是用“轉移”的方式避開產業結構“轉型”的問題，而這種經營思維有意無意中踏準了中國經濟發展的脈搏。

　　“從整體局勢上看，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對中國來說是好事，也有優勢。”蔡昉解釋說，和日本相比，日本的“劉易斯轉折點”到來、人口紅利消失之后，勞動力的比較優勢就喪失了，把產業轉讓給亞洲“四小龍”。而中國經濟的騰挪空間更大，沿海地區迎來“劉易斯轉折點”，勞動密集型產業可以轉到中部、西部地區。中國經濟以沿海為主實現了30年的高速增長，如果中部加上西部再來30年，經過60年經濟高速增長，就可以加快跨越中等收入階段，從而解決“未富先老”的難題。

　　不過，“轉移”帶來的火爆，是否意味著勞資關系矛盾已得到解決，還是仍有隱憂?

　　“富士康招聘的火爆，得益于它的管理完善，在業內也有聲譽，連跳事件發生后，富士康的管理有所改善。”中國勞動關系學院副院長沈琴琴表示，收入上升會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勞資關系，但有時也不一定是這樣，在不同的時期內，勞動者的追求是不一樣的。“就我的調研結果看來，目前我國的勞資糾紛的主要原因還是工資收入太低。但企業的非人性化管理原因，在勞資糾紛中上升很快。”

　　沈琴琴告訴記者，對“80、90后”新生代農民工而言，收入提高與緩解勞資矛盾已經不能簡單畫上等號，社會的大環境、新生代農民工被社會接納的程度，也是勞資糾紛是否緩解的重要因素。

　　“勞資關系改善并不能光靠企業漲工資解決。”蔡昉強調，地方政府也應該注重改善社會保障水平、引導企業建立和諧的勞動關系。目前地方政府已經開始調整政策，從過去注重產業和資本引入，轉向留住人力資源、穩定人力資源，目前廣東、重慶等部分地區開始進行的戶籍制度改革，正是為了穩定勞動力供給市場。

　　“經濟社會發展到現在這樣的階段，最迫切的是形成一個由政府、職工和企業共同組建的協商平臺，勞動關系由此可以得到改善，從企業這個微觀層面促進社會和諧。”蔡昉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