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6日，市總工會宣布在10家重點區域、行業試點工資集體協商;7月23日，市總工會稱將建立首個職工收入分配專業委員會;8月9日，在市總工會的倡議下，淡出北京人生活多年的廣播體操重歸京城……今年以來，市總工會，這個有著60年歷史的群眾組織成為了愈發活躍的角色，其工作領域幾乎覆蓋了京城所有勞動者。市總工會有關負責人表示，該部門目前正在籌措增強“獨立性”的改革，基層工會主席有望不再端企業的“飯碗”。

　　本報訊 今后，北京基層工會主席有望實現工資由上級工會負擔，“經濟命脈”與企業脫離。這意味著，北京將首次出現“身份獨立”的基層工會主席。此外，市總工會還將醞釀基層工會主席直選、外派等方式，加強基層工會獨立履行職責的能力。這是記者從市總工會獲悉的消息。

　　“工會主席的工資是由企業發放的，你不聽話，企業可以解除你的合同。”市總工會相關負責人表示，工會干部和企業之間形成的依附關系一直難以切斷，因此很多工會主席難以獨立履行職責。

　　為了避免工會主席維權時遭遇“身份尷尬”，現行的工會主席產生辦法已經作出了一些相關規定。據市總工會組織部相關負責人介紹，各類在京企業，工會主席的產生都必須遵循嚴格的要求。比如工會主席不得同企業負責人存在親屬關系，“但在一些非公企業中，工會依然難免成為企業的管理工具。”

　　針對此問題，市總工會已經開始醞釀破解辦法。市總工會表示，目前北京一些區域聯合會工會主席已經嘗試實現“外派”，即工會主席不從本區域、行業的企業產生，而是委派專職的社會工作者擔任，“這樣，它的獨立性更高，話語權更強。”該負責人說。

　　下一步，市總工會計劃在中小型基層企業中啟動工會主席“直選”試點，從產生形式上提高民主程度。此外，基層工會主席還有望從薪酬體系方面“切斷”和企業的聯系，不再端企業的“飯碗”。屆時，工會主席可以不再由企業發工資，改由上級工會發放，市總工會有望通過專項資金負擔基層工會主席的工資待遇。近期，北京已開始和一些外省市切磋、調研此項工作。

　　對話

　　“增強獨立性是工會改革出路”

　　新京報：從“福利工會”轉變到現在承擔更多社會責任的工會，你怎么看待這個變化?

　　鄧國勝(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創新與社會責任研究中心主任)：以前計劃經濟時代中國是“單位制”，個人生老病死全部通過單位系統來完成訴求和表達，無須借助工會。這樣的體制之下，工會發揮自身作用的機會不多。現在單位制已經衰敗瓦解了，就業是靈活的，這樣工會的作用就凸顯出來了。

　　新京報：除了微觀的維權之外，宏觀來看，工會的作用和價值最主要體現在哪里?

　　鄧國勝：如果通過分散的個體維護權益，會造成社會的無序：首先資方難以顧及這些訴求，再有就是容易引發極端暴力行為，工會組織的存在有利于社會穩定。不過必須指出，很多時候工會做得還不夠，比如“富士康事件”中，工會嚴重缺位。

　　新京報：目前的工會是否能夠滿足社會需求?還需要怎樣的變革?

　　鄧國勝：這些年工會有很大進步，但其活力仍然不能夠滿足所有職工的利益需求，仍然需要改革，改革的出路是必須強化獨立性。目前很多基層工會還存在國企工會無作為、私企工會站在資方一邊、不能維護職工利益的問題。強化獨立性的首要一點，是工會主席要進行真正的選舉，不能由上級任免。

　　另外，職工也必須積極參與工會生活，老百姓很多時候是事不關己便不予理會，這也是制約工會發展的一個弊端。

　　人物

　　工會主席越管越“寬”

　　兩名公務員、兩名助理、3名協管員，這是龍潭街道工會主席劉銳的全部“人馬”。每日，這支“部隊”要忙碌到晚上6時。

　　“過去，我們只管檢查企業發放的工資是不是達到了北京市最低工資標準，現在需要幫助每個單位的職工同老板協商。”劉銳說。如果遇到轄區單位發生勞資糾紛問題，3個協管員還需要幫忙調解。調解中，劉銳發現很多職工不太懂法，于是便定期“普法”，開設了法律講座。后來，除了勞動方面的法規之外，針對時下離婚率上升、財產繼承日益復雜等社會問題，講座的內容又加入了婚姻法、繼承法。

　　有年輕人反映，長期在寫字樓里悶頭工作，婚姻狀況不好解決。于是，街道工會又專門為此研制了一套幫助單身職工“婚配”的系統。

　　個案

　　鏡頭一

　　8月18日早晨，朝陽一家美發店里，24歲的李清在為客人剪頭發。由于長期低頭站立，她覺得自己的頸椎起碼有50歲“高齡”。李清說，理發師的工作時間時常超過10個小時，還沒有加班費，“不知道該找誰解決問題。”她從沒想過美發店還能建立工會，“不都是國企才有嗎?”

　　工資協商機制惠及“死角”

　　實際上，像李清一樣的打工者和工會的距離，正在逐步拉近。今年，北京在10個重點區域、行業開展工資集體協商試點。煙酒攤、洗浴池，這些像“死角”一樣很難被工會部門“照顧”到的小商鋪，今年起將開始嘗試“勞資共決”。有望成為首個整體實行工資協商的社區———龍潭街道光明北里社區預計9月出臺正式的工資協議，協議中每個職位都將定出最低工資標準和薪酬增長速度。

　　“我們尊重企業自主分配的權利，但在薪酬體系的制定中，必須推動勞資共決機制，因為這關系著老百姓是否能共享經濟發展的成果。”黃偉表示，近年來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對于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的呼聲都越來越高，“雖然工資一直在漲，但還是不夠理想。”

　　鏡頭二

　　今夏最熱的一天，山西人張俊蹲在工棚前一小塊陰涼下，從一個搪瓷缸子里扒拉著一袋辣椒拌四兩米飯。張俊說，他沒拿過一分錢高溫津貼，根本不知道還有這么個東西。就在此時，各級工會已派出人員走訪露天建筑工地、高溫生產車間。市總工會明確表示，如果企業沒有足夠的防暑措施或拒發高溫津貼，會向企業發出要求整改的通報。

　　工作風格愈發“主動出擊”

　　“工會作為代表勞方權益的組織，它的主動性、針對性必須更強。”黃偉說。近兩年來，市總工會愈發在維護職工權益方面“主動出擊”。

　　今年，市總工會又提出，各區縣的街道、鄉鎮年內將全部建立總工會。和原來的街鄉級工會委員會相比，街鄉“總工會”具有地方一級領導職能。在該平臺之下，更有利于將美發店等非公小企業以聯合會的形式納入工會組織。屆時，這些小企業職工不僅可享工會會員待遇，還能聯合開展區域性、行業性的工資協商談判并簽訂集體合同，所有同類企業還有望確定一個最低工資標準。

　　鏡頭三

　　頭一天拾起“闊別”十余年的廣播體操，老職工薛洪亮出了一身汗。8月9日，在位于亦莊的北京化工集團小操場上，60多名員工列隊，跟隨廣播中的音樂和口令律動……由于健身方式日漸增多，廣播體操一度在大多數單位絕跡。現在，在市總工會的倡議下，以廣播體操為代表的工間操重回京城。

　　對普通勞動者影響力提升

　　“一夜之間，好多朋友的單位都開始做操了。”外企白領徐亮在博客中寫道：“工會的號召力令人贊嘆。”他感覺，工會不再是那個專門發糧油、評勞模的機構了，開始著力改善普通勞動者的生存狀態了。瀕臨下崗的工人也成了市總工會的“照顧對象”。今年，北京196家劣勢國企退出，近10萬職工面臨分流、安置。市總工會副主席韓子榮向各企業工會發出“盡到職責”的要求，稱職工如何安置須由工會監督企業進行民主審議。

　　“在現在的形勢下，工會能夠發揮作用的機會比以前更多了。”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創新與社會責任研究中心主任鄧國勝表示，由于個體勞動者許多訴求不再能夠通過單位滿足，工會對于普通勞動者的影響力就得以體現出來了。

　　在去年北京進行的機構改革中，市總工會新成立了一個部門——權益部，融合了原生活保障、民主管理、集體合同3個部門的所有職能，自此成為市總工會下屬的統管職工福利、維權等職責的部門，“這意味著工會參與維護職工權益的力度更大了。”市總工會權益部部長黃偉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