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多的時間，本科學電子商務的小林一直想在上海創業：今天想租個自行車攤，明天又想開網店。但是一直沒有成功。借住在求職旅社的他為了解決生計問題，最近正盤算著如果再找不到工作，就去擺攤賣炸雞柳。小林算了一筆賬：炸雞柳成本低，一份雞柳賣5元，成本就兩元。如果一天有100個人買，就能賺300元，這可比打工強多了。

　　小林就是被稱為“待業大學生”中的一員。根據媒體的報道，這個群體的人數已達百萬。許多人在談起他們時總喜歡用消沉、失落這樣的字眼。也有一些人認為，待業大學生群體是亟待治理的“社會負擔”，其存在不僅影響了人們對高等教育投資的信心，而且構成潛在的社會風險。

　　從去年9月到今年3月，華東師范大學教育文化與社會專業07級研究生李源源用半年時間，選取2007和2008屆普通高校已經畢業離校的、至少3個月未與用人單位正式簽約、無穩定工作崗位和收入來源的群體，在上海地區發出2400份問卷，收回2129份有效問卷，對46人進行個案訪談，并用3個月完成這份名為《告別徊徨：待業大學生群體生存狀態研究——基于上海的實證調查》的調研報告。

　　調研結果與社會對待業大學生的刻板印象不同，李源源說：“社會應消除對待業大學生的刻板印象，全社會要重新認識待業大學生群體，‘畢業—待業—就業’的過程是高校畢業生生命歷程中正常的社會化途徑。”

　　六成被調查對象認為自身能力不足導致就業難

　　在待業大學生群體與社會的關聯上，有人認為大學生的待業問題是一個與社會總體發展看起來十分矛盾的問題。

　　但研究發現，待業大學生群體對社會結構的破壞程度要遠遠低于人們的預期。

　　調查顯示，待業大學生對就業難問題持十分理解的態度。在“您認為下列最符合您對社會理解”的調查中，73.8%的待業大學生認為當前社會公平程度“一般”;在“大學生就業難，您認為誰的責任最大”中，52.5%的待業大學生選擇了“個人”;在對就業難問題的看法上，59.3%的人認為“自身能力不足”是導致就業難的原因。

　　同時，對高等教育滿意度的調查數據顯示，1.3%的人“非常滿意”，14.7%的人“滿意”，“一般”的比例為55.9%，“不滿意”和“非常不滿意”的比例分別是24.0%和4.0%。

　　除此之外，調查還關注了待業大學生與他人相處的近期狀況。選擇“待人接物溫和而有禮貌”的占55.2%，“主動幫助需要幫助的人”的占26.6%，“看很多事情不順眼”的占14.9%，“與他人發生言語或肢體沖突”的僅占3.3%。

　　李源源認為，受高等教育的影響，待業大學生十分看重個人對社會的義務和責任，他們與高等教育培養體制之間也并未呈現緊張態勢。所以，與其他“失業群體”相比，待業大學生對社會更顯寬容。

　　不足一成的待業大學生認為自己屬于社會精英

　　在社會輿論中，人們普遍認為眼高手低是他們拒絕工作的重要理由。

　　然而，調查顯示，在自我角色的認知上，63.8%的人認為自己介于精英與普通勞動者之間，28.8%的人認為自己是普通勞動者的一員，僅有7.4%的人認為自己屬于社會精英。

　　報告認為，待業大學生并不認同“精英”和“普通勞動者”二元思維下的角色劃分，他們更樂意接受兩種角色之間的狀態。

　　在薪酬待遇上，48.5%的人愿意接受1001~2000元的工資收入，這遠遠低于上海市發布的2009年畢業生指導工資：大專、本科、研究生依次是2237元、3000元、4634元，甚至呈現“廉價低估”的現象。

　　而待業大學生對個人發展空間的需求則十分強烈，且將個人的專業特長作為個體向上流動的主要優勢。在“您轉換工作的原因”的問卷調查中，47.1%的待業大學生是因為“原有工作不能發揮專長”，占據影響因素的首位。

　　人們往往認為個人不努力是造成大學生“失業”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待業期間，他們心理承受能力相對較弱，失業問題引起的焦慮、恐懼以及群體事件、犯罪等現象已凸顯其心理健康問題。因此，待業大學生被視為亟須治理的“社會負擔”。

　　但在“最能體現目前狀態的”問卷調查中，最能體現待業大學生生存現狀的是“積極向上”。其次才是奔波勞碌、前途渺茫等。

　　報告認為，待業大學生并不拒絕辛苦、薪酬較少、職業聲望較低的工作崗位，他們主要追求的是個人向上發展的空間。

　　超四成的待業大學生對用父母的錢感到慚愧

　　研究發現，待業大學生在經濟上處于“半獨立”狀態，有57.5%的待業大學生依賴家庭經濟的支持。這在某種程度上，似乎已暗示待業大學生是“啃老族”。那么“啃老”的原因是責任感的缺失嗎?

　　值得關注的是，從問卷調查和個案訪談來看，待業大學生有著強烈的經濟獨立和家庭反哺意識。數據顯示，在“您最想實現的愿望”中，34.9%的人渴望盡快能獨立，以報答父母的養育之恩。這一點在“對父母的心情”調查中可以得到佐證，42.5%的待業大學生認為“還在用父母的錢，感到很慚愧”。

　　對此，李源源認為，由于待業的處境，家庭成為待業大學生“不得不”依賴的主要對象。然而，這并不意味著待業大學生獨立意識和家庭責任感缺失。相反，待業大學生試圖利用家庭給予的最基本的經濟支持，通過積極、主動尋求崗位的方式來實現個人的經濟獨立性，從而回報家庭。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待業大學生的求職動因來源于其對家庭的責任感。

　　在很多人看來，“待業”是一種無奈的狀況或處境。然而，調查發現，大學生畢業未就業，在一定程度上，是他們對生活方式的一種主動選擇和嘗試。由此，自愿性、選擇性失業現象也便產生。

　　調查發現，還有一部分待業大學生成為“隱性就業者”，游離于就業體制之外，從事各種兼職工作。在這些人看來，這種在無規章制度束縛下的兼職行為，不僅能提供一個較為寬松的環境，而且還能帶來較為豐厚的收入。因而，這種游離狀態恰恰是他們所追尋甚至享受的生活方式。

　　待業大學生希望社會能聽到他們的聲音

　　綜上所述，李源源得出的結論是：待業大學生是富含人力資源潛力的群體。

　　“待業大學生群體一旦被人們所重新認識，則極易在低成本的制度建設和安排中，迅速轉化為寶貴的人力資源。”李源源表示，消除已有的對待業大學生群體的刻板印象，重新認識、理解和支持待業大學生，是激活待業大學生人力資源潛能的首要步驟。

　　為此，她呼吁政府職能部門尊重待業大學生的群體特征，重視專門制度和服務。比如建立專門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努力降低待業大學生的生存成本和求職風險，這是維護待業大學生尊嚴，消除負面認識的制度保障。

　　其次，由于待業大學生對現行就業扶持政策認知度較低，因此相關部門應在就業扶持政策的宣傳方面更多涉及這個群體。比如在招聘會現場設立專門的政策宣傳咨詢服務臺;重視網絡宣傳力度，如鼓勵知名求職網站及時轉載相關政策。

　　此外，李源源還呼吁，社會輿論應重新認識該群體，努力營造良好的社會氛圍。

　　“在調研的過程中，我發現待業大學生對我的研究寄予了一定的期望，他們希望社會能夠聽到他們的聲音，希望有人能關注他們。我現在感覺我做的事情太少了。”李源源打算日后有機會在博士階段的學業中，繼續對大學生就業問題進行更為細化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