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權進行時”——“塵肺門”調查

　　每近年關，農民工的權益保護問題總是備受社會各界的關注，今年也不例外，近來有一百多名長期在深圳從事風鉆爆破的湖南籍農民工，就正在為自己的健康權益而四處奔走。

　　奪命職業病

　　這原本是一個幸福的家庭，然而一個多月前，彭飛平卻結束了令他飽受折磨的呼吸，帶著遺憾離開了他的家人。

　　奪走彭飛平生命的正是塵肺病。熊清云說，丈夫長期在深圳打工，2007年開始他出現了咳嗽、呼吸困難等一系列癥狀，經廣東省職業病醫院診斷為二期矽肺。這是彭飛平去世一個多月前留下的畫面，當時他已徹底失去勞動能力，臨死前整個人消瘦得只剩下不到八十斤。

　　兩年多來，彭家到處借債治療肺病，花費了幾十萬元。2008年，彭飛平同自己打工的爆破公司打起了官司，希望能為自己的職業病討一個說法，最終雙方達成庭外和解，爆破公司一次性賠償了40萬元，但也僅夠償還債務。今年11月，年僅46歲的彭飛平離開了人世。

　　難以保障的權益

　　在桑植縣，彭飛平的遭遇并非個案。據不完全統計，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湖南省桑植縣就有超過幾十萬人在外打工。其中在深圳從事風鉆行業的，保守估計在四五百人左右。目前，這當中的很大一部分人都在忍受著疑似塵肺病的困擾。

　　在深圳，三個多月來陸續有上百名桑植籍風鉆爆破工前往當地醫院拍片檢查，查下來的結果令他們大吃一驚……

　　最近三個月來，在深圳市郊一間不到10平方米的民房里，向杰和同為“風鉆工”的一批工友們白天到相關部門投訴，晚上就擠在一起商討對策。這些人中，有的是因為病痛已經無法工作，有的是因為疑似塵肺病而被包工頭辭退。

　　飽受創傷的心

　　目前，工友們維權的最大困難是所有人都沒有跟爆破公司簽定勞動合同，因此無法做職業病鑒定，得不到確診，當然就無法進行下一步的索賠。

　　鐘家泉說，出事后包工頭就對大家采取回避的態度，對從前用工的事實一概否認。包工頭完全不認賬，風鉆工們就沒有有力的證據證明自己與爆破公司的勞動關系。向杰說，風鉆爆破工的收入比較高，干一天能有兩百多元的收入。老板們為了逃避監管，根本就不會簽什么用工合同，反正排隊干活的人有的是。

　　究竟可以找誰討說法

　　在深圳市職業病防治院幾番求診不得，農民工們只得多次向深圳市勞動保障部門求助。12月22日，向杰等兩名農民工代表再次來到了這里。

　　沒有正式的勞動關系，成為這些農民工維權的一大瓶頸，即便打官司也很難有勝算。國家勞動保障部門曾于2005年發出過《關于確立勞動關系有關事項的通知》，通知中指出，用人單位未與勞動者簽訂勞動合同，認定雙方存在勞動關系時可參照工資支付憑證、花名冊、工作證、考勤記錄、其他勞動者的證言等。目前，深圳市勞動保障部門正通過各種方式來為疑似塵肺病農民工群體確定勞動關系。

　　深圳市勞動保障部門的一位負責人告訴記者，目前大部分桑植籍農民工只有同伴證言這一項證據，但在實際操作中，很難單憑這一項來認定勞動關系……

　　把如此多農民工關在職業病鑒定門外的法律法規就不應該進行調整和修改嗎?

　　究竟怎樣才能走出限制農民工維權的制度困境呢?

　　“維權進行時”—樊平：走出農民工維權的制度困境

　　有報道曾經統計，在中國，一個農民工維權的時間成本平均長達464天左右。剛才您看到了，向杰等百余名農民工經過3個多月的上訪維權，如今能夠做的也只有等待，他們期待著自己不必像河南農民工張海超那樣，非要走到"開胸驗肺"那一步，才能夠確診自己的病情，獲得相應的賠償。那么，向杰和張海超們，他們的維權行動有何標志性意義?在勞動關系不明晰的客觀現實下，他們的權益究竟應該怎樣來保護?接下來，就讓我們聽聽農村問題專家樊平的觀點。

　　被忽視的農民工健康---廉價的、密集的、源源不斷的勞動力成本從農村進入城市，這個應該說帶動了中國城市的發展，工業化的發展和市場化的發展，但是應該說勞動力付出了很大的代價。從中國市場化、工業化以來，這是一個長期的問題。我覺得表面上看，張海超是一個個案，但是從現在來看，它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它是一類事件，是一系列事件積累的結果。

　　勞動法規不能與現實背離---我覺得對勞動力而言，現在用工制度的合同方面，有一個很大的缺陷，那就是單純求合理性、合法性，表面上的合理依據。如果沒有企業委托書就不能鑒定，這個實際上就把農村進城務工的這些人的健康，實際上置于一種可有可無的境地，這是一個問題的本質所在。所以對于職業病的鑒定、防治、認可，一定要加入針對中國現在條件的、有利于雙方分清責任、約束自己行為的這些條款。

　　要用制度約束企業---我們不能認為這是個市場化的規格，是一個甲方乙方，承諾了工資以后都可以容許的行為。因為對勞動者健康的保護，一直是勞資關系一個非�；�本的內容。就是達到一定的底線，沒有這個底線，這個企業是沒有資格在現行的制度下生存的。

　　如果我們的法制、我們的公共管理，不能夠提供有效的約束的話，他會輕視公共權益，他會輕視工地，他會輕視公共資源，他會輕視勞動者的權益。制度約束是保證責任感能夠產生和能夠實現的一個基本前提。

　　政府部門責無旁貸---政府解決這些問題是責無旁貸的。至少可以說在GDP增長、稅收增長和它是等量齊觀的。沒有任何道理說它低于那個方面的，甚至我們的政府的GDP增長，財政支配能力的增長，稅收收益的增長，我們是一個有錢的政府，但是面臨著一個不停的“冒泡”的社會，這是一種非常麻煩的情況。

　　政府部門要負起責任---一方面我們看到企業主要維護自己的利益，一方面我們看現在政府講究GDP，講究現在城市化的指標，需要的財政能力很高。另一方面，我們也很欣喜的看到，勞動者維護權益的力量、這種意識，在覺醒、在成長、在升起。我們不要怕各種矛盾，我們政府就要從各種矛盾中，去看新的社會動力機制在哪里，新的社會整合機制在哪里?可能不但要從市場上、從勞動力的初級市場上，找到各種利益的分享點，而且更重要的，從人民的福祉上、從勞動力再生產的質量和勞動者的福利、勞動者的安全保護上，也提供必要的保證……

　　“維權進行時”——他們的維權之路

　　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第一批農民工出現到現在，已經20年過去了。特別是近10年來，隨著農民工群體的迅速擴展，一些滿懷激情、有社會責任感的人，為維護農民工權益奔走呼號。他們當中，有農民工，有律師，有人大代表，他們的努力在一個側面推動著社會的進步。

　　農民工維權伊始

　　2003年，一位重慶農婦家被欠薪的遭遇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她就是熊德明。2003年10月24日，熊德明向當時正在重慶視察的溫家寶總理反映了丈夫打工的工錢被拖欠的情況，媒體廣為報道。

　　熊德明根本沒有想到，當天晚上，她就拿到了被拖欠的2240元工資。溫總理幫農民工討薪的故事，經媒體報道，在全國迅速掀了一場"討薪風暴"。

　　2004年底，被老鄉們視為“名人”的熊德明飛赴溫州，替兩個得了塵肺病的重慶老鄉維權，討要工傷賠償。然而，盡管頂著討薪英雄的“光環”，熊德明的這次溫州維權之行最終還是以失敗而告終……

　　團結起來只為維權

　　熊德明替老鄉維權的失敗經歷使很多人認識到，靠個人力量無法解決農民工的維權問題。

　　2005年9月，律師佟麗華發起成立了北京市農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免費為農民工維權提供法律援助。北京市農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從創立到現在，已經辦結農民工維權案近4000件，涉及農民工6000多人。

　　馬拉松式維權路

　　以2003年底國務院辦公廳發出通知，要求切實解決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為標志，到2007年，全國各地已清付農民工工資330億元。應該說，現階段農民工討薪難已經得到了相當程度的緩解。然而，在農民工的維權問題中，相比起討薪來，工傷索賠往往顯得更為復雜和艱難。

　　早在2004年國家就已經頒布了《工傷保險條例》，根據條例的規定，包括農民工在內的勞動者，都被納入了國家工傷保險的范疇。然而在現實中，很多企業卻并沒有按照規定繳納工傷保險基金;而另一方面，“馬拉松式”的維權歷程也讓絕大多數傷殘農民工耗不起。

　　在現實的困境面前，很多傷殘農民工不得不被迫接受企業和雇主提出的私了協議，而這些協議所定的賠償金額往往大大低于國家規定的標準。陳建教和王繼春也在山西領教過礦山老板的威逼利誘……

　　路漫漫之其修遠

　　針對農民工工傷維權程序復雜、成本高這一現狀，在眾多案例面前，目前相關管理部門正在廣東和山西試點工傷保險基金的“代位追償”原則。即通過已有的工傷保險基金，對沒有得到工傷理賠的傷殘農民工，以及老工傷、職業病人等特殊群體實行先行理賠，再由勞動部門、司法部門對欠費企業進行強制追繳，從而保障傷殘勞動者能得到及時的救治和救助。

　　近20年來，農民工維權的熱點也在發生變化，除了討薪、工傷索賠之外，今年河南農民工張海超“開胸驗肺”事件以及深圳百名農民工維權事件，又引發了全社會對于身患職業病的農民工群體權益的關注，要求完善職業病鑒定法規，珍視農民工健康權利的呼聲也愈加強烈……